可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而且还富得不一般，我们不用罗列什么数据，仅就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和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疯狂埋单豪举这些细节就可看出富裕的规模、成色和档次。但是，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说共富，就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认为是走回头路，甚至还找出种种理论根据。

为什么先富不愿意带后富呢？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改变。经过数十年的改革，中国的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而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公民”， 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个体；联系中国人之间的纽带不再是情感与宗法，而变成了利益与规则。我这个先富起来的公民凭什么要对其他公民负有责任？固然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这一变化是进步的变化，但这一变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法的情理合法性基础。

那么，又为什么政府在推进共富方面好像也没有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的有力量。面对市场的逻辑、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大决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员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穷光蛋(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穷光蛋)，但至少应该与该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财产状况相匹配。否则当他们自己首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还有动力去共富吗？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就怪开发商黑心了，后来发现有些冤枉，原来背后政府也要靠高房价赚钱花；再后来看，还有更深一层的事实：现在绝大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家里面都有一套以上的房子，真正打压房价的政策怎舍得出台？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教会更多的中国人去追求富裕。当今日中国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时候，还依然把权宜之计当作不变之策，把手段当作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就一点合法性也没有了。

习主席重走毛泽东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