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甲午战争反思是对中国人帝国情怀的挑战,清末宪政失败却导出了另个尴尬---中国人不适合欧美的多元政治体制文化,乃至跟着俄国十月革命走上了新帝国体制。
话到此,便带出这样一个沉重话题:自宋朝以来每逢领土问题谈判,中国总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胜也割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说这主要是当政者天朝上国虚荣心作怪,有人说是当政者昏庸无能;也有人认定这是民族秉性之过……前述几点诚然不无道理,但皆未点到问题的要害上!
那么,问题的要害在哪里?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这就是:问题出在传统政治文化上。自秦始皇以来一直浸淫在专制文化和小农经济文化之中的华夏大地,两千多年间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特征,就是权力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最高统治者历来把皇权、政权当成是私家财产和不容动摇、不可觊觎的神器。所以每当遇到领土问题的谈判,最高统治者和当政集团首先考虑的并非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而是朝廷小集团的根本利益!换言之,与朝廷的安危、江山的稳固、小集团的利益相比,领土的得失永远是次要的。这一点上,至今仍被无数国人奉为“国父”及“伟大的爱国者”的孙中山及他们的同志们也不例外。下面试举两例:
为取得日本政府支持推翻北洋政府,孙中山先是与日本签订了一个与中日“二十一条”内容相近的《中日盟约》。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等等;之后,为取得苏俄援助,又在1923年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声明。其中一条是“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