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试图以英国为样板。清朝末年，中国最早派往外国的公使郭嵩焘就是到英国。郭嵩焘曾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大意是，日本人也往英国派了很多学习的人，但和这些人比，我们派的人是学人家的“兵”，学人家的“兵”为什么强，而日本派的人是学人家的制度，比如国民教育、邮局、银行、交通，这些都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基本建设。他说“兵乃末也”，我们把本末搞颠倒了。工业文明是制度化的东西，比如税收、银行、国民教育，离开了这些，“兵”怎么能强大呢？但这些很好的建议，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这是中国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当时俾斯麦也曾评论说，日本到欧洲来学习的人都是问我们“怎么做”，但大清王朝派到欧洲来的人都是一家一家地买东西，买炮弹、买船，比较价格，看哪家更便宜。俾斯麦因此得出结论，仅仅从这一点看，人们就可以预知，再过几十年，日本将是亚洲的首强。可见，对于后进国家来讲，找什么样的榜样，如何向榜样学习，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容易被误导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学习榜样这件大事变成单线思维，排他性的，如果这样，时间越长危害越大，就越得不偿失。

世界的中心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找的样板不是美国，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小国家，比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中国转向学美国，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一句话，他认为，要推行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不会有巨大的效果。这是很英明的。邓小平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反对靠空洞理论吃饭，他看重实践，所以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黑猫白猫”。他之所以把对美国开放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上：华人天生适合做市场经济，二战结束以后，所有和美国结盟的华人社会都发展起来了，比如新加坡、台湾、香港。因此，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从上到下都把美国看作主要的样板，我们对这个样板的积极作用必须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