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未论定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是被柯庆施留下来的。此时柯庆施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跟中宣部打招呼,取消了对张春桥的调令。
柯庆施这么看重张春桥,是因为他与张春桥有旧:1947年11月当柯庆施出任石家庄市市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头脑灵活、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很受柯庆施的喜欢,被提升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同时仍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眼下柯庆施刚刚受命掌管上海,毕竟人事生疏,亟须张春桥这样能干的故旧。从此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同时兼任柯庆施政治秘书,专为柯庆施起草重要文稿。张成了柯庆施在上海的爱将、心腹。
1957年暮秋,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柯与张春桥在苦苦思索:上次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而年底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报告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呢?怎样才能摸准毛的政治脉搏呢?
张春桥细细倾听来自柯庆施的重要信息:毛泽东对1956年6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正在准备“反对保守主义”。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柯庆施的报告,飞快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那时候,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一看标题,毛就发出了赞赏之声:“乘风破浪,好!”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果真,柯庆施的报告又一次打响。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便是从柯庆施报告的题目借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