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未论定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比如在刘少奇冤案、贺龙冤案上,他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对这类问题应当怎么看?不仅要看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这个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
起由是该年11月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当时中美关系开始改善,联美抗苏战略正在推进。基辛格访华期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苏联打你们,中国需要美国帮什么忙”?这个问题他是不能回答的,必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打起来再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高明的。基辛格回国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再次举行会谈,周恩来措手不及。每一次会谈都要毛泽东同意,会谈内容要毛泽东定下调子。
因此马上请示毛泽东,但得到答复是毛泽东已经休息了。周恩来就自己作主再跟基辛格谈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又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打过来,我们军事上怎么合作?周恩来没有重复毛泽东讲的话,而是讲“我们双方各指定一人商谈这个事,现在不要做结论”,这句话同毛泽东的意见稍有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参加会谈的两个年轻人(王海蓉、唐闻生)认为周恩来讲的话违背了毛泽东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说周恩来擅自会谈,还说他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知道后非常不高兴,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语意非常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