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大马士革总统府举行的就职演讲中特别强调了俄罗斯和中国“在捍卫国际法”中发挥的作用。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畲、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 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 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