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当时也没在意。过了一年多，大概在1960年代初，毛泽东问周扬，《金瓶梅》的整理本弄完了吗，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周扬这才紧张起来，回来以后，他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长包之静到人文社，要他们马上组织人力，尽快出版删节版《金瓶梅》。当初是请左恭(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负责校点整理，整理出来后效果不好，于是推倒重做。但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以及后来“文革”的爆发，这事就一直拖了下去。“文革”结束后才请戴鸿森继续校点整理。

　　之后，齐鲁书社也通过向国家出版局打申请报告的形式，出版了一字未删的“会校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带有200多幅插图、繁体竖排。这次出版，山东省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印刷期间，公安部门现场把守。以至于后来有媒体报道说，祖国大陆印刷《金瓶梅》像印高考试卷一样严密。

　　这是《金瓶梅》足本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面世，定价人民币140元，规定只有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凭职称证明和有关单位的介绍信方可订购。而后其购者却十分寥寥。一是手续太麻烦，二是受困于经济。

　　此后的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1957年的“部长本”《金瓶梅词话》，也未作删减，但规定需要厅局级以上证明和人文社社长亲自签字才能购买。

　　《金瓶梅》的小步开禁，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1993年春天，广州《现代人报》一版发表了曹思彬老人的《唉！我没有读过<金瓶梅>》一文，他冀望《金瓶梅》与《红楼梦》同样摆在书店里出售，不再成为禁书。此文许多报刊文摘转载，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洁本”《金瓶梅词话》，并由“内部发行”转为公开进入市场，各地新华书店相继上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