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还说，《金瓶梅》是一部末世的书，一部绝望的书，一部哀叹的书，一部暴露的书。

　　毛泽东眼里的《金瓶梅》

　　不管怎么说，后世文学家，尤其是“金学”研究者，都是比较赞赏毛泽东解禁《金瓶梅》的勇气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黄霖就说：“应该说我们研究《金瓶梅》的人都特别感谢毛泽东，没有他的那些话，谁能踏出那一步？”

　　与历代因礼教而禁《金瓶梅》不同，在毛泽东的眼里，《金瓶梅》却是一部“明朝的真正的历史。”它不仅反映当时的经济情况，还“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据记载，包括1957年拍板小范围解禁《金瓶梅》在内，毛泽东至少有5次在公开场合力挺《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就是1957年了。而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