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孙犁也曾回忆过那个时代关于《金瓶梅》的故事。那个年代，文学史中没有《金瓶梅》的条目，大学的古典文学课不准讲《金瓶梅》，连大学教授对这部奇书也讳莫如深，但在私下里，“很多人想看《金瓶梅》，恐怕并非出于对这部文学名著的关心，而是好奇者居多。”孙犁说。

　　1957年，“部长本”《金瓶梅》出版后，孙犁也购得一本。对于该书，他视若珍宝，轻易不肯外借。“文革”之前，常有人想看，又不好直说，就迂回曲折、拐弯抹角，孙犁心里明白，却佯装糊涂：“我想借你部书看。”“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如此这般一番，借书人只好作罢。

　　“文革”期间，孙犁的书被查抄，落实政策时，其他书都发还了，独这部书没有消息。孙犁知道有人从中作梗，多次交涉，绝不放弃。就有谣言传开：“他什么不要都可以，唯独不放松《金瓶梅》。”半年后，经有权者说话，才答应归还孙犁。当天，报社的革委会主任找孙犁说：“听说要发还你那部书了，我想借去看看。”因是当权派，孙犁不好拒绝。政工组从查抄办把书领回来，就直接交到此人手里。还好时间不长，书就送还回来了，孙犁想他不一定通读，而是选读。

　　对于《金瓶梅》，孙犁曾说过，《金瓶梅》在风格上是不能和《红楼梦》相比的。虽然它在运用民间语言，描写人情世态上，有创造性的成果，具有自己的风格，然而却是一种低级的含有毒素的风格，就像作为它的主角的那个尖酸刻薄的妇人。不过，对于书中的性描写，他却不以为然，认为把《金瓶梅》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它淫秽得多的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但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身上，就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书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