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仁杰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要求尊重日本的民族饮食习惯。那时候，这杀害过多少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吃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是看管他们的人，待遇也不如他们；面包、鸡蛋、牛奶以及日本的甜不辣、四喜饭，战犯们都能吃到。”

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告诉本报记者：“我在苏联的时候只有53公斤的样子，体质不好；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不到半年，体重就涨到了63公斤，体质也强壮多了。”

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道：“我的身体要归功于饮食、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很快恢复了体力。”

崔仁杰记得很清楚，在新中国的经济困难时期，管教们吃的都是瓜代菜，而日本战犯们吃的还是米面和肉蛋，而且没有一点减少。有一次，几个管教和几个战犯到农场劳动，中午吃饭时，战犯们看到管教们啃窝头喝凉水，哭了，找到管理所领导，一定要把他们的面包和肉菜分给管教，但被婉言谢绝了。傍晚收工后，战犯们自动组织了讨论会，纷纷发出感慨：这种监狱自古至今只有一个，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

顽石点头，就是从吃饭这样的生活问题开始的，战犯们泯灭的良知开始复苏。

铁证如山，击碎扭曲心理的关键

真诚和宽容也许能感化这些昔日的刽子手，但要让他们清醒地认知战争的本质，认识到自己的血腥罪行，还需要用铁的事实击碎他们的扭曲的心理支柱。

1954年，350多人组成的“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曾负责侦讯工作的郭春来说，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他们低头认罪，是难于上青天的。于是，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一方面是内调，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一方面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

在此之前，战犯管理所还组织战犯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会说一些中文的高桥哲郎说：“当时看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毛的著作中，他们知道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侵略战争是必然失败的”和“尊重俘虏”这样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战犯的思想开始动摇了。

据曾专门对战犯管理所进行研究的张仁寿的统计，经过审判，除45人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外，千名左右的战犯都被释放回国。最后一名服刑战犯在1964年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