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们看到，在汇丰银行的“庇护”下，李嘉诚全面掌控了香港的房地产开发以及电力、交通、电信、零售等大部分公共事业，他 在香港的资本运作行为能够获得各种特权，1986年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退休之前，将和记黄埔地产集团的控股权以净资产50%的低价直接卖给了李嘉诚，和记 黄埔接管港电集团时也被免于公开要约。而到了1987年，李嘉诚将长实集团的个人股份增加到35%以上以及将长江实业对和黄的股份增到35％以上等资本操 作均被免于公开要约。

　　1989年，李嘉诚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全力发展与大陆高层的关系，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坐落于东长安街1号、拥有了亚洲最大商业建筑群的“东方广场”项目，因为如此规模的大项目，没有高层的支持与授予是很难做成的。我们看到，李嘉诚随后开始加紧组建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并大举介入房地产开发、能源建设等领域。

　　由此我们发现，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李嘉诚的投资似乎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的，李嘉诚一直强调的所谓“安全”，其实就是一种“垄 断”，因为在市场中，只有“垄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其投资的最大安全，而垄断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与高层的关系，而发展与高层的关系则需要准确把握 高层的政治经济发展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