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人寒心的是，红卫兵们批斗的上了瘾，走火入魔，开始斗打、乱杀“四类分子”。由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几十个，发展到乱杀家属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掉“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直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马力前来制止，事态才平息。（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4页）

对于整个“文革”十年，官方早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把它定性为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红卫兵们自以为是无比神圣崇高的革命行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追求公平正义平等的理想，宣扬的不过是恐怖血腥的革命暴力文化，最后造成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社会，对国家机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传统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损害，遗风流毒，至今没有彻底肃清，还在不同程度地贻害社会。

可以说，“文革批斗”是反人类反社会的一种罪行，那么，大学生为何还要把它当成是个性的体现而拍成毕业照呢？从某种意义说，大学生的这种行为一点也怨不得他们，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文革结束以后，官方虽然对它作了否定，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为了弘扬主旋律的需要，并没有发动民众对文革作一番彻底的反思批判，以便让后人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试图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的凋零，让这段罪恶历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