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奇普曼：我想各国国防部长都很谨慎，敏感议题会私下讨论，而在正式公开发言时强调各国自身立场，我认为海事纠纷的挑战性在于厘清各国立场，以及宣示领土主权的技术层面，是按岛屿、礁石或地貌特征来确定领土，这在国际法的应用上很重要。而12海里的领海规定或是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又是否适用于这些岛屿、礁石主权归属的判定，这些细节值得各国讨论。但我认为香格里拉对话会肯定能推动各国交流理解，尤其是避免海上的冲突，或是当两国军方保护各自宣示主权的领土时，如何应对较为适当。

邱震海：我知道你很难真正量化评估会议对国家间互信度的改善作用，如果很难量化判断，你是否看到各国首脑国防部长从香格里拉对话会中获得了国际成果？这些有领土纠纷的国家间因交流而提高了多少互信度？

约翰·奇普曼：用行动表达意见是最有效的，而各国都争相出席对话会，有时我们还没寄出邀请函就有国防部长先确认会出席，还会提早确认会议日期，这代表他们很重视这场活动。我们估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了180至200场双边会谈，各国也以不同的形式举办了许多场三边会谈。对话会闭幕时大多数国防部长都累坏了，因为参加了很多双边多边会谈，而且越来越多的政府代表做好准备才来出席对话会。而不止是来握手闲聊，他们带着特定议题来讨论，有时甚至会签订谅解备忘录，也会在对话会上签订各类协议，我认为大家把这个高峰会当作激发行动的活动，借以关注自身国防外交政策。

邱震海：你如何解释欧盟提高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现象？在以往欧盟主要成员之中仅一两国会再国防部长出席，但这次全都来了，德国、英国、法国防长，甚至阿什顿女士都来了，你怎样解读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