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年泉涌的井好好地为什么突然干了。而且干的就这么巧,就在周恩来灵车已离开医院,到八宝山来火化的时候干了。 火化周总理那天的灵异事件
1976年1月11日,就
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 到了大一统的。
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 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
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 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不只是一种设想, 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
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 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
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 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 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
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 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
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 做文章。
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 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