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

　　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1972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