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剧之后，教养院组织小组讨论，娼妓们开始抹着眼泪主动诉说自己的身世。

　　最难改造的是“头等娼妓”和“二等娼妓”，她们人数多，风华正茂，有点文化，学过吹拉弹唱，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资本家、美国军官之类的中上层人物，收入颇丰。对她们来说，仿佛无苦可诉。

　　据作家柯岩回忆，教管员们从三四等老病娼妓中请了一些人来和她们谈心。

　　老妇们先对她们发出赞叹：姑娘你好漂亮！接着顾影自怜一番：谁没有过花一样的年纪呢？然后说：不错，姑娘们现在是有模有样，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们能年轻多久？“你知道八大胡同当年有个喜连红吗？——那就是我。”

　　原来这些老妇都是当年在八大胡同红极一时的名妓。她们回忆起当红时的风光和得病之后沦为四等娼妓的惨痛，号啕大哭。

　　教管员们还带这些头等娼妓和二等娼妓去参观三、四等娼妓住的“白房子”“老妈堂”“烂土坑”。

　　“我们所里有六个头等娼妓，都是苏州的，有的是逃难来当的娼妓，有的是被拐卖的，后来她们和别的娼妓一样，自己组织起来烧水，打扫卫生，安排值班表。我们就很省心了。”裴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诉苦运动之后，教养院安排了对个别恶劣领家、老板的批斗会。“最大的一次，是斗争外号叫‘母老虎’的领家黄宛氏和娼馆老板‘活阎王’黄树清的大会。”张洁珣回忆，“批斗会上，有娼妓要冲上去打他们。”这两个人最终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