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小商贩来卖东西，也允许她们拿自己的钱去买。”陈心濂回忆。除了不能走出院子，娼妓们在教养院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她们穿自己妖冶的旗袍、化浓妆、留飞机头、给老相好写信，都没人干涉。

　　除此之外，北京市政府还组织了北大医学院、性病防治所等单位给娼妓们治病。经检查，1316名学员(包括后来收容的暗娼)中，有95%以上的人患有性病，还有人患有梅毒、淋病、第四性病等多种性病，连9岁的小孩都患有性病。

　　“政府从国外进口了13000余针盘尼西林给她们治病，总共拿出1亿多元(折合12万斤小米)。其实当时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干部当时都是供给制，没有工 资，女同志每人每月才有五角钱的卫生费。”张洁珣说，“病情较轻的，就在院内治疗，病情严重的，就送到医院治疗，反正一定要治好为止。”

　　在裴棣所在的二所，年轻的孟睿半年后离开教养院时，发现自己患上了结核性脑膜炎，后来去世。

　　葛翠琳也得了结核病。“极有可能就是在教养院被传染的，但后来她们去看病，也没用过盘尼西林这么好的药。那批药就是专门给娼妓治病用的，用完就完了。”裴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情绪渐渐安定下来，许多工作着手起来仍困难重重。柯岩到教养院不久，接到了给娼妓们建立档案的任务，要弄清她们的真实姓名、年龄、何方人氏、家庭出身等。谈话常常这样开始：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哎，同志，你不懂，自古红颜多薄命，我不是长得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