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活着的时候，宋朝各大名城的歌女舞妓无一不是他的“粉丝”， “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传遍神州大地。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空前的欢迎，有人供他吃喝玩乐，填的词妓女乐师还会有“稿费”给他。柳永死的时候，卞京城的妓女们出钱为他大出殡，这是怎样的场面啊，全城的妓女停业为他送葬，花枝招展，哭声震天，数里可闻。就是皇帝驾崩，亲娘老子死了，也不会有这么宏大的场面。

　　以后的每年清明节卞京城的妓女都要去给柳永扫墓，俗称“吊柳七”，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所谓做一行精一行，行行出状元，做了妓女，在无奈中也是有追求的。那就是做全中国最出色的妓女，俗称“花魁”。“花魁”单靠脸蛋漂亮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内在的气质，是柳永给了妓女们“苦中的尊严”。

　　第三个男人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这个一心把穷人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活观音，对妓女的命运也是深表同情的。妓女中有因家庭条件贫困而自卖青楼的，有被土豪恶霸逼良为娼的，当然也有贪图享受不愿劳动而把卖淫当做致富手段的另类。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微服私访，曾亲眼看到一个老鸨追打妓女，他怒不可遏，当即命令卫士制止了老鸨的无耻行为，“谁家没有妻子姐妹，任尔等肆意胡为”，毛泽东决定消除这一社会毒瘤，下达了“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的命令。

　　一夜之间，北京城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随之展开全国性的解放妓女运动。不管妓女们愿意不愿意，不管嫖客们笑与哭，毛泽东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根除了风行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的妓女现象。当有外国记者问时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中国有没有妓女”时，周总理幽默地说：“有，在中国的台湾省”。

　　根据“有需要就是合理的”的这一理论，莫非妓女命不该绝？在台湾，妓女团体更是游行示威，呼吁让性工作合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她们的理由是“底层人民活不起、病不起、养不起、读不起、老不起，有很多底层妇女是靠着性工作勉强撑持家计的”。看来，是社会“不平等”造就了妓女，单单靠行政命令无法根除这一社会毒瘤，对妓女这一“洪水猛兽”，是大禹王的“疏”、还是禹王父的“堵”……社会期待着第“四”个影响妓女生存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