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来接的，一定要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结婚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职业，不是无业游民。而且保证生活，不能再做暗娼。”

　　张洁珣说。“到1950年6月底，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裴棣因为怀孕，提前离开教养院，1955年又随丈夫到新疆工作。1959年，她回北京办事，到中山公园看淮北抗洪的展览。“上面有张大照片，看起来特眼熟，后来发现就是我所里的一个河南小姑娘，她在苏北救灾当了英雄模范，挺好的。”

　　时隔不久，裴棣又在电车上偶遇了另一名娼妓学员。她身穿灰白干部服，很自然地与裴棣打招呼，说话与姿态已毫无当年的风尘痕迹。她笑说她后来学了医，在同仁医院工作。

　　当时的社会对娼妓多怀同情之心，能平等看待，但也有人心怀疑虑。

　　在张洁珣的印象中，有一个娼妓学员叫张金香，年轻貌美，有一副好嗓子，人称“郭兰英”，后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走。

　　但1952年，她又被公安局当野妓收容，嗓子也坏掉了。“据说是剧院里有人看不起她，怕她有病，总和她保持距离，后来就跟嫖客跑了，沦为野妓。”张洁珣如今回想起来，仍一脸遗憾。

　　影响中国娼妓业历史的三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