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东亚走向主权国家的世界，但封建朝贡体制下的帝国情结犹在。中国对周边的小国的外交政策也尚未摆脱朝贡体系的影响，无论学界还是民间不断谈论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连续存在的“事实”，而过度谈论朝贡体系显然将碎片化的朝贡历史变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常态。

朝贡体系既是历史也是神话，抱持着朝贡体系的神话来裁剪现实，是不靠谱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疆土消长，国势兴衰，既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势，也有割地称臣的屈辱。更需要关注的是，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代价就是中华帝国体系的瓦解以及新的中国现代国家的重建。在亚太地区，目前需要的是一种现代的重构，更需要清理与反思古代朝贡体系以及当代革命外交的遗产。

虽然中国在越南独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以革命意识形态维系的“兄弟关系”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当现代的民族主义击碎了革命意识形态，冲突就会表面化，更何况，中国与越南之间是难以逾越的南海问题。

越南已经不再是1986年效仿中国改革时代的小兄弟，如今的越南，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越南越来越呈现出马基雅维利式的精明，越南放弃了亚运会举办权，但在改造海空军方面却不惜重金。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而现在则借助东盟的平台将南海问题多边化，此次缅甸的东盟首脑峰会则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东盟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会越来越多，中国需要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来阻止这一趋势。

中国自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放”的倡议之后，应者寥寥，南海每年被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上千口油井中并没有中国一口，1994年万安滩事件之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油气开发陷入停滞，另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中国在南海并不利，九段线越来越成为越南、菲律宾炒作的话题。越南国内还在酝酿将南海争议提交到联合国有关机构起诉中国。未来，中国需要应对的国际法难题会越来越多。

在主权争议方面，无论国际法还是国际仲裁都倾向于实效控制，比如说50年，中越两国都有种“紧迫感”，希望将控制权拿到自己手中，中国在南沙的控制处于空缺，而越南还想把西沙夺回来，随着时间的流失，这种紧迫感会使矛盾处于激化之中。只要南海诸国都抱持一种绝对的主权观念，那么纷争的时代可能刚刚开始。

从越南近几天的反华游行可以看到国内舆情震荡，这一消息也给中国人提了个醒，一厢情愿式的应对并不能在周边形成“亲诚惠容”的“新常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需要走向现实主义。当然，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战争，而是理性面对南海局势，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在南海新秩序重建中嵌入中国的实力、利益、责任以及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