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这项工作就从未间断。而“扫黄”、“打非”也伴随着一系列集中行动和专项治理的“紧急通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扫黄”行动，与“清除‘精神毒品’”、“占领文化阵地”的宗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瑞环在1989年8月24日在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扫黄”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繁荣文艺，而不是打击文艺。剪除了毒草，香花会更好地开放；清除了垃圾，社会文化环境会更加健康。同年9月在南方四省“扫黄”工作座谈会上又指出：任何国家文艺的繁荣，都要靠发展健康的、优秀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用健康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占领阵地，使“黄色”的低级庸俗的东西没有市场。

　　广州市于1989年4月市开展的以“扫黄”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打击斗争“着重是清理整顿音像巿场和书刊批发部，集中打击走私、复制、贩卖、传播淫秽出版物，清除‘精神毒品’”。

　　在一些访谈中，“扫黄打非”办这样描述国内外形势：“世界发生了重大转折，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国际形势风云变换”；国内，“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且碰头叠加”。

　　作为应对这种“国际形势风云变换”、“各种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重要手段，“扫黄”打击卖淫嫖娼的行动无疑是中共在当时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从总体看来，中共建政后曾多次掀起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的行动，作为整顿社会风气的确有明显的效果。而打击卖淫嫖娼作为一个信号和标志，在中共建政、改革开放初期和1989年这些关键的时间点和时间段上发起，也彰显了中共对中国社会改造、构建、管理和控制上的决心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