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和商界便一直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头号代理人自居。在内心深处，日本的领袖人物们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当仁不让的亚洲“一哥”。当然，这个地位只有在承认美国为世界霸主的前提下才成立的。

无论日本人对亚洲国际秩序的这种认知在我们看来有多荒谬，迄今为止日本国内政商以及舆论界的领袖们依然坚守着这样的观念，即便这种地位是以无条件追随美国为代价的。日本至今对任何改变其优先地位的亚洲政经制度都会本能地持疑虑乃至反对态度。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后美国对日本制度、社会以及日本人思想的改造，使得日本民族在思想和现实层面上均无力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因此，追随美国变成了日本政界首要的“政治正确”。日本的政治家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既无勇气，也无能力去思考如何摆脱美国的软硬“桎梏”，更遑论去追求一种“亚洲的问题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的新秩序了。此次亚信峰会，美国派出了驻华大使馆二号人物——临时代办康达，日本则由驻华使馆派代表参加，级别应该不会比美国高。

事实上，亚信峰会的意义绝不像上述日本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肤浅。亚信峰会与涵盖东亚的日美同盟其实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解决中亚和中东地区政经问题的磋商机制，与由中亚五国和中俄两国共同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OC）在宗旨和目标上在一定程度上类似。

但相较于上合组织在协调解决中亚国家间争端以及联合反恐等方面的具体指向，亚信峰会的侧重点则是为中亚和中东国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换意见和确定合作方向的松散框架，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国家重新寻找到公共合作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