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浩劫终于尘埃落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步入正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

　　1980年前后，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一批歌舞厅、娱乐休闲场所色情服务开始逐渐增多。据资料记载，1979年，广州抓获暗娟、漂客、鸨婆、皮条客49人，1985年达2000人。1980年，共青团上海市委通过调查指出卖淫漂娟现象正在蔓延。

　　80年代初的治安乱象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的重视，1983年严打也由此展开。而卖淫嫖娼现象因“呈现出严重化趋势，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治安”，也随之成为严打的重点。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颁布了一个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犯罪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可以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一场新的“扫黄”运动在全国展开。从公安部门查处的数字来看，1982年查处11500人，1984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281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此后逐年上升。

　　80年代的严打并非空穴来风。社会的“乱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颓废文化趁机而入，封建主义毒素也沉渣泛起，毒化社会风气，腐蚀人们思想，危害社会主义文化”，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在政治上搞动乱，与人民为敌，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卖淫嫖娼作为泛起的“沉渣”，趁机而入的“腐朽文化”，自然也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资源分配方式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国民经济也得了空前繁荣。而卖淫是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也有其基础。

　　而改革开放之初，就有的社会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已经动摇，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而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的事实“真空”、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