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迪到网上寻求帮助,并把骑警们手持防暴电击枪、牵着警犬的照片发到了网上,于是反政府组织、右翼政客和拥枪活动家的支持者们纷纷来到邦迪的牧场周围宿营,甚至还有加州和爱达荷的民兵们前来加入,他们身穿迷彩服,带着步枪和随身武器。
对质量问题,朱镕基主张严惩。1989年7月,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部分职工给朱镕基写信,反映在“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中,某些处室领导明知启动马达、发动机等产品质量不过关,但为了片面追求指标,暗示厂领导以咨询之名向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送礼,使鉴定得以通过。朱镕基愤怒批示:“请陆吉安同志(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处,此风决不可长。如属实,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他还亲自在批语后注释:“‘杀’是严厉的行政处分,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
朱镕基布置给赵平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研究》。“当时导致产品质量差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我进行初步研究后,产生了畏难情绪,向先生汇报,希望换个题。先生对我说:‘产品质量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正因为它很难,才需要有人去研究。你一定要做好,否则,不仅砸了你的牌子,也砸了我的牌子。’”
“我们得人心,就是抓了‘菜篮子’”
除了经济形势上的困难,朱镕基履新上海时,还面临一个艰巨的难题:经济问题加剧了1200多万市民的生活困境。吃饭,物价上涨;出行,交通堵塞;住房,拥挤不堪。衣食住行4件事,3件市民都有怨气,整个城市士气不振。再加上1988年春天,上海暴发甲型肝炎,近30万人感染。市传染病医院里,连停车棚和浴室都躺满了病人。病情稍轻的拎着折叠钢丝床挤在病房外,都不是等床位,而是“等空隙”。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忡忡的朱镕基发出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焦急感慨。
“甲肝危机”考验了新市长的执政能力。到了夏天,甲肝流行势头终于过去,全市没有死一个人。如果说4月的“竞选演说”让800多名人大代表对新市长有了信心,那么战胜甲肝让1200多万市民对新市长有了信心。一名曾感染过甲肝的纺织工人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市长有两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