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国所面对的总体外部环境与中日建交前后相比，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当年中苏交恶，中国急需密切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制衡苏联的威胁;如今中国外交总体向好，中国维系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迫切的需求。

　　更为直接的因素是，面对日本日益明显的地缘政治吁求，中国从一个韬光养晦战略的信奉者，开始趋向更积极地开展军事和外交斗争，在争议海域强化军事存在。

　　而近二十年日本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不振，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相应的是，日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已丧失。在这种反差下，原本对美国希望其发挥成熟国家作用态度消极的日本，危机感日益加深，并在内外战略上体现了出来。

　　一言以蔽之，中日国策的战略性转向是相互促进的：日本的右翼化、民族主义化，并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变得好斗，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意识到维护海洋安全的紧迫性。反之，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在日本复苏大国意识、借修宪废除和平规约、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烈焰上浇了一大盆油。这是中日自发地进行战略调节的一种表现。

　　在此竞争状态下，可以想象，中日都没有理由作出让步，一面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面让国家利益更加安全有保障。两国的强硬举措都会令当政者更受国内欢迎，强化其执政利益，因此使其示强的动机更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