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听着。我们飞机坠毁，他们一定会很好奇。我们不必主动告诉他们太多，但他们需要知道事实真相。这点我们得告诉他们。」我周遭四个人再度示意我说的有理。

　　晚间就寝时，我浑身疲累但无法入睡，脑海里尽是胡思乱想。撞机及坠机过程的惊悚画面历历在目。等到我驱走这些景象时，我又为不能合理预知下一步可能发生之事而担心。

　　就在我思绪一片混乱之时，门打开了，东尼少尉好似在摇我的肩膀：「奥斯本上尉，我们要与你谈谈。」我没带表，但帕特的手表显示是午夜整点。

　　我被带到走廊另一端一间较大、灯火通明的房间。房内一张桌子前摆了张椅子，有三部架在三角架上的录影机对准椅子。还有个年轻人拿着摄影机站在录影人员旁边。我明了了。中方要拿我们大肆宣传。

　　有人命我：「坐下。」

　　桌子后方坐着两位译员及两位高阶军官。其一是基地指挥官，另一位是指挥飞机旁部队的司令官。我了解，这次审讯时间不会太短，而他们也刻意挑选午夜，这个我身心最脆弱时刻来进行讯问。

　　基地指挥官先开口：「我们要调查你们撞击我方飞机一事。我方飞行员失踪，仍未找到。」译员的口音很难听懂。指挥接着说：「为了调查，我们要知 道你们任务的细节。你愿意告诉我们机上每人的姓名及位阶吗？」这一段由第二我立刻了解到：这绝对不只是一次单纯的意外事件调查。我平静地说道：「我愿意说 出飞机上每个人的姓名、军阶与社会保险号码。但是我必须与美国驻北京大使谈话，并向我的指挥系统回报。」

　　「我们要知道机上每个人的职务。」年轻的军官坚持。

　　我尽量保持语调平稳：「只要我先向我的上级回报全体人员平安，并且接受他们的指示。我就能与这次『意外事件』的调查合作。」我特别强调「意外事件」这个字眼，避免让对方觉得我在怪罪那架歼八的飞行员。

　　但是那位海军少校还是透过通译要求，「我们要知道你的组员姓名与职务，」我回答，「我可以给你飞行人员的姓名与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