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成为犯罪分子。

　　艾合买提江（36岁，男，北京某石油国企员工，来自阿克苏）：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国企工作。我认为搞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的民族知识水平，搞好民族教育。而双语师资的缺乏，双语教学能力和水平低下是最主要的问题。

　　2012年，我回老家探亲。当地有一所希望小学，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当我走近教室窗边，看到整个上午孩子们都没有正常上课，在里面打打闹闹。有人对我说，虽然学校基本设施都有，但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老师，教学生汉语。在那里，老师可能出门放羊去了，孩子们只要不出教室，待够几个小时，就算上学了。这样的民族教育，怎么能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特别是南疆县级以下中小学的双语教学，更令人堪忧。

　　阿孜古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女儿1997年出生，当时我们家住新疆公安厅旁边，我们把她放在公安厅幼儿园。班里40个孩子，20个维吾尔族，20个汉族。有一天幼儿园开家长会。会上，老师问孩子们以后上什么学校，汉族学生全部举手说上汉语学校，维吾尔族学生说上维吾尔族学校，唯独我们家女儿说要上汉语学校。老师问为什么？她说，上汉语学校有馕吃，上维吾尔族学校没馕吃。孩子说的是真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