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至今对任何改变其优先地位的亚洲政经制度都会本能地持疑虑乃至反对态度。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后美国对日本制度、社会以及日本人思想的改造，使得日本民族在思想和现实层面上均无力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因此，追随美国变成了日本政界首要的“政治正确”。日本的政治家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既无勇气，也无能力去思考如何摆脱美国的软硬“桎梏”，更遑论去追求一种“亚洲的问题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的新秩序了。

事实上，亚信峰会的意义绝不像上述日本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肤浅。亚信峰会与涵盖东亚的日美同盟其实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解决中亚和中东地区政经问题的磋商机制，与由中亚五国和中俄两国共同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OC)在宗旨和目标上在一定程度上类似。

但相较于上合组织在协调解决中亚国家间争端以及联合反恐等方面的具体指向，亚信峰会的侧重点则是为中亚和中东国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换意见和确定合作方向的松散框架，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国家重新寻找到公共合作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与机会。

反观日本在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一如其在东亚地区表现出来的那般，在追随美国的同时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在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中，日本都急不可待地派出了自卫队参与其中。作为回报，日本的企业和财团则在美军的军需合同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中大发横财。

而在中亚，自从前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之后，日本的政商界就从未停止过对这些国家的经营。政府开发援助(ODA)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日本人所夸耀的品质上乘的日本商品，让日本政府在援助中亚五国的同时感觉莫名良好。

然而，正如日本政治学学者宇山智彦在《日本的中亚外交》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政府沾沾自喜于“带领中亚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最终一定会收到不良的反效果。宇山非常客观地评价了中俄两国与日本对中亚政策的区别。他指出，中俄两国自身作为中亚地缘政治的实际参与方，其在安全与经济方面的战略关注点与日本这样的非当事国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