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奥巴马揭开奥巴马主义的面纱之前，入主白宫的上两位民主党人也曾不大热心地尝试限制五角大楼，提升国务院的地位。就吉米·卡特而言，他任职的头两年标志着缓和达到顶点，美国从越南撤军的岁月。即便他在任期的后半部分变得强硬得多，但卡特仍成了民主党及其外交政策的种种软弱之处的象征。1979年发生的事——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革命——合起来对“不适总统”(卡特因常常把美国的“信心危机”和衰落挂在嘴边而得的外号)不利。卡特在1980年的大选中的对手罗纳德·里根就承诺要挺身对抗俄罗斯人、伊朗人以及其他任何敢于挑战星条旗的人。

美国想延长单极时刻

比尔·克林顿也曾在冷战结束后主持削弱美国军队这个庞然大物。克林顿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上世纪90年代美国卷入了前南斯拉夫爆发的战争和几场针对“基地”组织的攻击以及类似冲突。但对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右派人士而言，克林顿政府的大罪是致力于推行多边主义。实际上克林顿政府似乎信奉联合国以及像国际刑事法院这样的合作。从1997年开始，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推行的计划诡异的类似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最终的外交政策，包括军费大幅增加和伊拉克政权更迭。和1979年一样，9·11事件将美国外交政策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PNAC已一去不复返，布什主义也掩埋在中东的黄沙下。奥巴马已回头向他的民主党前辈的早期传统寻求灵感，他向卡特借鉴了一定程度的谦逊，向克林顿借鉴了一定程度的多边主义。而奥巴马同样面临国会对他事实上在淡化美国例外论的抵制。奥巴马主义背后隐藏着某种没有言明的假设：一个由国际准则组成的安全网既能延缓美国的相对衰落也能遏制中国等其他强国的崛起。当然，华盛顿想要尽可能为这个体制制定游戏规则以延长美国的单极时刻并确保能舒舒服服地退休。如果一切按计划发展，唯一会发生的冲突的焦点将是美国的“金降落伞”(公司被收购或兼并后发给高层人员的大笔遣散费——本报注)的条款和我们的401(k)计划(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美国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