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领袖当国二十七年间,中国的援助外交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为避免面面俱到耗费看官更多时间,下面,透过三个部分,感受一下三十多年前的“大国援助外交”何等的怵目惊心,何等的荒诞绝伦。
踩了一脚急刹车
然而,远超中国实力的援助渐渐难以为继。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每次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 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
在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 这种对受援国有求必应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干部的质疑。1962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联合一些部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提议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在建议中指出:“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被加上“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受到严厉批判。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此时,中国对外援助才踩了一脚急刹车。 中国援助的两个最大受益国——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反目为仇,中国于1978年7月撤回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援助专家。此时,中国国内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援助的问题。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给得太多了”。他指出,在援助问题上,“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