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监狱位于北京大兴,俗名南大楼。因为监舍是解放前的一个兵营,整个大兴只有这一栋三层的楼房,所以叫南大楼。笔者们都叫它三角楼。是L型的,中间是大门,两边分别
沈醉还喜欢给人理发。刚学会理发不久,一次,他拿着剃刀给另一名高级战犯刮头发,刚动手就听到对方大声叫“痛”,几乎与此同时,他正在打理的脑袋上冒出了一股鲜血。这次“事故”之后,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便更加刻苦地练习,不久就成了“秦城监狱头把刀”。
高墙里的“探长”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此外,文强还发挥“技术特长”,成为高墙里的一名“探长”。
一次,缝纫组在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不动声色,让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进行“侦察”。黄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战犯的枕头特别鼓。文强无权搜查,只得将情况汇报给监狱的管理干部。干部们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带进监房”为由,检查了“小偷”的枕头和被子,找到了棉背心。事后,文强并没有告诉其他组员,而是单独跟“小偷”谈心:“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从那以后,秦城监狱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通过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200余名国民党高级战犯,相继过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也走出了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