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站错队，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畲、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