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日本却在钓鱼岛这个搁置多年的争议问题上突然变得异常高调。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着,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