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

　　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延伸

　　在明治维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书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如隋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不忿叫我国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国，为了培养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一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称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中国人经过革命结束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时候，作为近邻的日本却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一些有识之士一开始就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作法表示了关切，甚至进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国民政府才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