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尚未好又经近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近来寒潮时降，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我的办法：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耳。”

　　尽管如此，刘伯承仍然多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给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1957年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刘伯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

　　我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 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工作作风所不允许 之事，也使自己在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 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求，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9月13日，南京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外地治疗，未能出席大会。钟期光满怀深情地称颂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 的功绩。他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 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他特别关心并指导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 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