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说法太多太多,有说制度人权的,有说领土纠纷的,还有说公民素质的,等等等等。
我让他平静下来,说我不是中国大使,更不是蒋介石;家谱中没人当过兵,更没人去过蒙古,无论内外;本人这辈子也没那个兴致。在下日食三餐,夜眠七尺,唯一的领土野心,就是想保住自家住宅下面的那几十平方。向我清算历史上算不清的糊涂账未免过份抬举敝人,实不敢当。
他喷了十来分钟的火后,外来文明总算慢慢地发挥了作用。他重新坐下,讪讪地道了歉,想接上被他的怒火烧断的话头,我却兴致索然。套句时下的行话,我们用的不是同一个话语系统。与其聋子对话,不如直接去听外蒙的英文广播。
霍霍以后没再发过火,而且一再试图恢复当初的讨论。但我毫无应和的兴味,每次都通知他本人对此不感兴趣。
我俩的谈话从此只限于非敏感话题,诸如外蒙的人口,自然资源,经济状况等等。 我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外蒙仍然十分落后,地广人稀,资源贫乏,水果、蔬菜奇缺,没有什么成气候的现代工业与农业,苏联援建的工厂现在都停了工。看来主要的困扰是苏联断奶断血后引起的虚脱。
但即使这种中性的谈话也免不得触雷。他对中国人的仇恨时时喷薄而出,我和他的关系就仿佛是我和田中君(倭人)掉了个儿。
一次他告诉我整个外蒙只有几百万人。我惊叹其人口之少,说是比内蒙少多了。他立刻怒火冲天,说那是中国人强行向内蒙大量移民的结果,害得蒙古人在自己的地方成了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