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他平静下来，说我不是中国大使，更不是蒋介石；家谱中没人当过兵，更没人去过蒙古，无论内外；本人这辈子也没那个兴致。在下日食三餐，夜眠七尺，唯一的领土野心，就是想保住自家住宅下面的那几十平方。向我清算历史上算不清的糊涂账未免过份抬举敝人，实不敢当。

　　他喷了十来分钟的火后，外来文明总算慢慢地发挥了作用。他重新坐下，讪讪地道了歉，想接上被他的怒火烧断的话头，我却兴致索然。套句时下的行话，我们用的不是同一个话语系统。与其聋子对话，不如直接去听外蒙的英文广播。

　　霍霍以后没再发过火，而且一再试图恢复当初的讨论。但我毫无应和的兴味，每次都通知他本人对此不感兴趣。

　　我俩的谈话从此只限于非敏感话题，诸如外蒙的人口，自然资源，经济状况等等。　　我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外蒙仍然十分落后，地广人稀，资源贫乏，水果、蔬菜奇缺，没有什么成气候的现代工业与农业，苏联援建的工厂现在都停了工。看来主要的困扰是苏联断奶断血后引起的虚脱。

　　但即使这种中性的谈话也免不得触雷。他对中国人的仇恨时时喷薄而出，我和他的关系就仿佛是我和田中君(倭人)掉了个儿。

　　一次他告诉我整个外蒙只有几百万人。我惊叹其人口之少，说是比内蒙少多了。他立刻怒火冲天，说那是中国人强行向内蒙大量移民的结果，害得蒙古人在自己的地方成了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