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韩国总理辞职的本质在于制度化建设，以及高层政治对民间舆情的反馈机制。换句话说，总理辞职即使像家常便饭，也不会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层面的正常运作，因为制度保障了“出问题，谁担责”机制的有效性，以及随后这个国家会按照既定方针正常运行的逻辑轨迹；民间对政府的利益诉求，也会很快反射到施政当中并高效调整，这会使得官民互动渠道通畅，有效舒缓社会压力和政治紧张。以上这两点其实是相对成熟的政府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模块--铁面无私的问责制度和具有人情味儿的反馈制度。看似对立，其实统一。

问责制度之所以应该铁面无私，是因为它能在相对客观和公正的制度安排下，实现民间政治和高层政治的良性契合；反馈机制之所以应该具有人情味儿，是因为它能把民间最基层的声音（哪怕是骂声）通过有效渠道接收并传递，给予施政者第一手的判断素材，避免施政与民间脱节而形成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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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突发事件产生时，这两种制度一硬一软、一张一弛，共同体现了良政的底色。韩国至少在实操层面已经实现到过多次了，这次郑总理的辞职就是这种互动的再一次展现。中国正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掉的当然是各种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弊端，其中自然需要建立权责明晰的问责制度和上通下达灵活体验的反馈机制。韩国的做法确实值得各级政府部门借鉴。因为这是改革的宏观纬度，皆是“纠偏”的必要和良政的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逐渐完善的问责机制，对舆情的把控也在提升有效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式政治特色制度的进步，中国人不会再为韩国总理突然辞职而感到惊讶且评头品足，而是当作一件理所应当的事一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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