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在1988年4月25日的“竞选演说”中，他就明确提出：“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

　　原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兼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辛逸对此印象深刻。“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吃喝风’、‘送礼风’盛行，不少群众写信反映干部吃请受礼的问题。镕基同志明确要求纪检、监察部门严加防范。”

　　“我要求市监察局盯住506名局级干部，他们的作风好，不大吃大喝、不受礼，其他人就好办。事实证明，这条措施是非常好的。现在谁大吃大喝、谁受礼，去了几个局长，拿的礼品值多少钱，群众来信写得非常具体，清清楚楚……对上是抓局级干部，对下是抓‘七所八所’，就是基层政权跟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派出所、粮管所、工商所、税务所等等。这些单位有些人，我不是说全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的确实相当厉害，比如不送‘外烟’就办不了事，人民群众是深恶痛绝的。”

　　郑辛逸还提到，朱镕基对身边工作人员，包括副市长，要求也很严格。“90年代初，家用电器等产品供应还比较紧缺。企业以产品试用名义送领导、送机关。他首先要求各位副市长，有‘试用产品’的都要一一登记，办理清退。”朱镕基的学生赵平也谈道：“我下企业调研，企业也热情招待，我告诉他们，老师有规定，我是不可以吃的。”

　　1989年8月1日，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书记。随后，他在市纪委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了一段话：“对党风问题，我在来上海之前，体会不太深。中央机关干部，素质相对好些，直接接触钱物少些，最多是到地方出差，人家请请客，很大的贪污受贿也不大会发生。到地方后，接触大量群众来信和一些实际问题，确实感到党风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感到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不然的话，群众对你没有信心，在关键时候讲话没人听。”1991年1月，他再次到市纪委讲话：“党内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在腐蚀我们党，讲情面，拉关系，‘与其种刺，不如种花’。40多岁的人想着怎样上去，能为自己说好话的人多一些好；50多岁的人考虑自己要下来了，何必得罪人呢，为自己谋一个后路……我们被这种庸俗的作风耽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