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质量问题，朱镕基主张严惩。1989年7月，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部分职工给朱镕基写信，反映在“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中，某些处室领导明知启动马达、发动机等产品质量不过关，但为了片面追求指标，暗示厂领导以咨询之名向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送礼，使鉴定得以通过。朱镕基愤怒批示：“请陆吉安同志（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处，此风决不可长。如属实，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他还亲自在批语后注释：“‘杀’是严厉的行政处分，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

　　朱镕基布置给赵平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研究》。“当时导致产品质量差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我进行初步研究后，产生了畏难情绪，向先生汇报，希望换个题。先生对我说：‘产品质量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正因为它很难，才需要有人去研究。你一定要做好，否则，不仅砸了你的牌子，也砸了我的牌子。’”

　　“我们得人心，就是抓了‘菜篮子’”

　　除了经济形势上的困难，朱镕基履新上海时，还面临一个艰巨的难题：经济问题加剧了1200多万市民的生活困境。吃饭，物价上涨；出行，交通堵塞；住房，拥挤不堪。衣食住行4件事，3件市民都有怨气，整个城市士气不振。再加上1988年春天，上海暴发甲型肝炎，近30万人感染。市传染病医院里，连停车棚和浴室都躺满了病人。病情稍轻的拎着折叠钢丝床挤在病房外，都不是等床位，而是“等空隙”。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忡忡的朱镕基发出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焦急感慨。

　　“甲肝危机”考验了新市长的执政能力。到了夏天，甲肝流行势头终于过去，全市没有死一个人。如果说4月的“竞选演说”让800多名人大代表对新市长有了信心，那么战胜甲肝让1200多万市民对新市长有了信心。一名曾感染过甲肝的纺织工人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市长有两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