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在这个过程里缺席的，恰好就是当年仍在敌对方手里，但至今却以这面旗帜作为官方或集体象徵的最後一块土地：台湾。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吊诡和有趣之处。

　　哪怕是1949年之後，同一面旗帜，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由不同的人扛着，背後所要说的，可能都是一套彻底不同，甚至情感互相矛盾、抗诘的叙事。

　　同样的图腾，当它出现在08年陈云林访台时的晶华酒店门口；出现在前两天的张悬演唱会上；出现在桃园云南眷村的张老旺米干铺；或是和五星旗一起并列於08年春天的西方城市街头，在地球的另一端欢迎北京奥运圣火、并和抗议圣火绕行的藏独团体对垒；还有它作为历史，和美英苏三国的国旗，一起悬挂在北京卢沟桥边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以及作为墨迹未乾的新历史，再一次和五星旗一起於去年八月，并列出现在钓鱼岛上，那是由一个香港人扛上去的。

　　每一次它的亮相，都是被各种不同的人，用来说着不同的话。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想要迫切高举它的人，一旦看到它在另一种场合、以另一种意义和功能亮相时，还可能会感到有些齿冷，有些不是滋味。

　　这种复杂而拉扯的情绪，不仅在北伐途中是这样；在台湾光复前後是这样；在1945年到49年间摧枯拉朽的内战里是这样；在80年代以降至今的台湾，以及和台湾相关的海外移民及留学生社群里，乃至和台湾重新恢复实体接触的大陆之上，也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