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13日晚近14日凌晨零时,我已入睡。突然家中电话铃响了起来。这不是午夜凶铃,一般都是有紧急采访的事找。一接听,原来是《羊城晚报》报料热线值班编辑方洪婷打
15日约上午10时,我与阿文再次来到了长洲戒毒所。接待室里已有6、7人,一些人骂骂咧咧地,一听,原来是在骂所长言而无信,说“说好1300元一个人的,到了交钱时却硬要1500元,否则就不给领人”。
一名值班员在与我们聊天时,是这样评论“买人做鸡”一事的:“十个粉妹九个都做过鸡,反正都是鸡来着,由我们再卖出去做鸡也没所谓!”“钱多钱少有得谈!”
阿文出面找到接待室值班的管教,说带她的“大哥”来“挑”几个长得靓的女仔去站街。一名自称是所长的中年男人(后警方查明为该所所长罗贤文)说:“1300一个人。”我们称事先与所长在电话里讲好价的,是1000元一个人的。
此人听后皮笑肉不笑地走开了,一会走过来问我们“要看几个人?”另一名值班员在旁催我们交钱,指指墙上贴着的一纸条(纸条上写着:探视一次须交500元),说要交了钱才可以挑人。
我们“提出抗议”,说:“你们卖一个女仔才1000元,现在看一下就要先收500元太离谱,我们不是来看人,而是来赎人的,不给看怎么知道卖给我们的女仔 靓不靓?”,“出去站街有没有人要?”所长果然就改口说:“那就交10元看一个人吧,看中后再交买人的钱。”于是我们立即交了50元看人钱。
这时,我们打呼机呼出的中年女管教“阿顶”邵丽爱却推说“所长现在又不在了,可能要下午才能提人”。阿文偷偷提醒我们说:“她这是想要红包。”
于是我让阿文给了“阿顶”200元红包。“阿顶”飞快收下红包,说:“你们在外边院子去等一等,到探视室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