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与其面临的外交困境相类似的是，欧洲国家内部的民主机制本身也在经历着另一场危机。法国刚刚举行的市镇选举第一轮投票创下了一个纪录：弃权率接近39%。而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支持率也创下了接近20%的最低纪录。执政党左翼社会党的失利，进一步陪衬出排外的极右翼国民阵线得票率之大幅提升，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政治格局的演变。

　　最关键的是法国经济近两年依然不见起色。被当选总统称为“优先中之优先”的就业问题依然未见丝毫好转，法国今天失业人口已达900万之多，超过其就业人口的10%……在这种压力下，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终于认识到加强与中国关系可能给其带来的好处了。法国外贸部长布丽克表示，“我们错过了中国在九十年代第一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今天中国需要的正是法国所能够提供的。”

　　反过来，我们也应该理解，尽管我们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进程之中，尽管我们正坐二望一、似乎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向世界头号大国挺进，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变得傲慢起来，我们距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强国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我们今天就谈论“中国模式”似乎为时过早：当我们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仅仅位于世界百名前后时，我们尚无法断言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不能患上健忘症。

　　早在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时，我们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是当时的苏联向我们慷慨提供了高达16。5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数额甚至超过了美国马歇尔计划对德国援助的金额)，并派来了18000名专家，我们因此而得以在短短的十年内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是新中国的工业奠基石，这是中国历史学家们所公认的事实。而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法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工业迅速现代化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九十年代初常驻法国时曾多次报道过，当时中国要进口一项法国先进技术时，不仅需要法国银行提供贷款，需要法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甚至需要法国政府对贷款进行担保。而当时我们能够提供给对方的就是我们的“潜在的市场”。当然，这是一个互利双赢的格局，谈不上谁对谁“有恩”。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与世界进行必要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