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段新加坡自治早期政治史，李光耀始终闪烁其辞，“断代为史”，真实的一面恐怕只能留待后人梳理。但不难看出，他与左翼团体当初的联合，是出于时势的需要，他和他的支持者需要左翼的基层人气和组织体系，而社会主义团体需要借他们这个精英组织的“壳”，以规避马来亚〔〕始终得不到合法地位这一大难题。

　　但这毕竟是权宜的政治联姻，骨子里反共的李光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独立之初的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51个议席中的43个，但基层组织却是左翼的天下，51个分部中的35个、23个秘书处中的19个控制在左翼手中，议会中右翼比左翼也只多出1席（26：25）。这种“精英搭台，左翼分子唱戏”的局面，李光耀是无法容忍的，宁可选择和马来亚合并，也要肃清左翼势力，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李光耀的“反共”更多出于本位利益考量，而较少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他联马、联美，反的只是本土、紧邻，或在他看来威胁到自己利益的“共”，至于和自己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则无关痛痒。

　　正因如此，冷战后期的他并未参加里根-布什的“反铁幕大合唱”（苏、东之“共”与自己关系不大），当红色中国表明其不染指东南亚、不输出革命姿态后，他也并未参加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的国际孤立，甚至公开为之卫护。

　　李光耀本人曾为自己这种看似有些功利主义的“不彻底反共”辩解，称自己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毕竟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仍是正统政治思潮之一），而只是反对“列宁主义的集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并将之作为其长期迫害新加坡左翼政治人物的辩护词。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他本人被欧美和自由派人士所诟病的，恰是“集权”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