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

　　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

　　淡化华人色彩还有助于李光耀对新加坡的控制：建国以来，他煞费苦心搞“集选区”、反对党比例上限，让反对党即使获得25%左右的平均选票，最终到手的议席也只有区区一两个，“保证少数族裔当选权”就是个屡试不爽的金牌道具。

　　然而当李光耀发现，自己的“集权式”、“高压式”现代化，开始越来越多被西方诟病时，他便再次祭起“华人文化圈”、“儒家治国”的法宝。

　　他强调新加坡这个南洋华人国家的特殊性和东方性，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他搞的新闻管制、家长制、裙带作风、威权政体、变相世袭，以及苛严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等等等等，都会被“文明世界”斥之为“野蛮行为”。

　　总的来说，在“大中华圈”正式外交场合说英文、在英语圈则说普通话的李光耀，推行的主要是一条“黄皮白心”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