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作为每一个公民，确实我们一方面不知道到底如何，我们也很理解国家，并不是国家能够保护每一个旅行者在外面的安全，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非常担心怎么办。

陶杰：恐怖袭击是比较难预防的，唯一现在能预防的是跟美国合作，美国斯诺登指控美国全球在监听，你斯诺登指控不指控，美国还是照样全球监听，为什么不跟美国来，你不是跟他建立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吗，我承认你全国监听，全球监听，不如你全球监听，监听到什么，我们进行情报分享，这样可不可能呢，这就可以预防了，你监听没监听，你监听给国内的一些维独、东突，这些行不行。

邱震海：这里面会遇到很多灰色区域，美国一方面在反恐方面是愿意跟你合作，但另一方面很多东西又涉及到战略利益政治利益。

罗援：关键是对恐怖主义的认定双方是不同的，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认为是恐怖主义的他反而认为是一个什么人权问题民族问题，但是这方面陶先生讲的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思路，我觉得就是和这些大国的关系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讲意识形态或讲社会制度，在这方面我们跟美国是结构性的矛盾，很难调和的。再下一层就是关于天灾人祸，天灾人祸这是人类共同的面临的灾难，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和美国是可以进行合作的，恐怖主义正好介于这两个层次之间，就刚才你讲的红色地带或者中间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