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波：其实我们现在谈改革，大家都谈的很沉重，要打破坚冰。其实真正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我们讲到，就是刚才剑涛兄讲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要达到这种目的，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谈改革。比如我们要回到人类生活、文明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就是对人的尊重，可以自由的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可以生活上有安全感对吧，可以自由的发表我们的言论，那么这种程度我想是中国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共同期望。

邱震海：杨宸，有关社会监管。

杨宸：我觉得陈老师提出来的这个已经是最高的层面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可能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在的话，我不会期待很大的这种触及灵魂的改革，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的方面，来间接带动那些核心的改革。

邱震海：好，剑涛兄。

任剑涛：改革本身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要搞错了改革以为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如果轻松愉快它就常态生活，我们不需要改革。

迟福林：改革实质是革命。

任剑涛：改革实质是革命，这是邓小平一再指出了改革的难度所在，那就在于我们的社会期待和能够提供的这个社会期待的物品是不足的。我们怎么去改变这种局面？那就是改革的任务，因而改革始终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进行。无论是七八年启动改革，还是要今天我们重启第二次改革和第二次转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原因在于我们要从农业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从传统文明转化为现代文明，这么巨大的一个转型，社会矛盾一定是非常尖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设定总体目标，在启动制度变革，在跟进各种的利益调整举措，毫无疑问每个人的蛋糕和整个部门的蛋糕都要被挪动。因此，我们要对这一次改革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准备，这正是我们所谨慎乐观和审慎悲观，它的一个共同理由。如果中国的改革没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准备的话，那么我们说社会期待永远在前一任政府这一列笨重的列车在往前运行，那么改革永远抵达不了它成功的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