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影片由朱端钧等人编剧、潘子农导演，王丹凤和李纬、陈述演对手戏。在影片完成后不久，留守在上海的多家私营电影厂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随后，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又经过“公私合营”，全部归属于国营体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

　　1952年12月，王丹凤成为新成立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女演员。1951年元旦，王丹凤与柳和清在相爱长达7年之久后，喜结良缘。盛大的结婚仪式轰动上海，报纸杂志纷纷报道。

　　柳和清原是国泰影业公司的少东家。他父亲柳中亮与叔父柳中浩在上世纪40年代共同创办上海国泰影业公司，柳和清后自立门户，创立大同影业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电影厂先公私合营后又并入国营，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柳和清担任上影厂宣传科长，专职摄影。

　　1958 年来，王丹凤无论是头顶光环，还是“文革”后下厂劳动，柳和清与王丹凤始终是左右相随，矢志不渝。在上海影坛，柳和清对妻子的好是众所周知的。王丹凤的很多照片都是出自柳和清，而被大家公认穿衣精致的王丹凤穿的很多衣服都是柳和清买的。

　　“他买衣服都不需要我去的，只要他看好了，就一定合适。”说到这，王丹凤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他们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在日本学国际贸易，二女儿在香港，三女儿在美国学艺术，没有一个从事电影。

　　十年动乱期间，王丹凤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抄家、批斗会、干校劳动。但她一不是共产党员，排除了“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嫌疑;二无绯闻，扯不上“腐化”;三没有参加过所谓的“大毒草”摄制组，所以直接受到的威胁打击比白杨、黄宗英少得多。据白穆回忆，当看到别人被拳打脚踢时，她偷偷躲在食堂堆放杂粮的仓库里，吓得魂不附体。有一次，她与黄宗英、白穆、石灵在上海近郊劳动，造反派展开“田头批判”。

　　批判会还没开始，年轻的农民们早已在前排小木凳上坐好。4位受批对象一经押到，有人大喊：“先批王丹凤！”“是唱花旦的吗？”有人交头接耳。轮到瘦高个儿黄宗英上前，有人笑着说：“她是唱小生的。”一场乡间批斗会，竟也开出些观众见面会的意思。尽管被身后的工宣队重重敲了一下，白穆还是笑得停不下来。面对上影厂造反派的胡言乱语，王丹凤温顺而诚恳地听着，没有流露丝毫不满情绪，在当时，属于“难能可贵”。

　　在奉贤干校，有的女演员暗中带点酱瓜、咸菜，王丹凤从不带吃的。大太阳底下劳动，她总是带顶帽子，一锄一锄地挖，从不偷懒。出勤时，她走在前面，到工作间取农具也不挑不拣……总之，她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是：乖巧、随叫随到、任人摆布，积极要求进步，投入人们常说的 “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她能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