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长沙城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开慧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更作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岸英八岁、岸青七岁，岸龙才三岁，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可孩子怎么办？母亲年纪大了，丈夫远在江西打仗，且行踪不定，生死未卜，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开慧写信时，泪珠儿不断，心肝俱裂，她作了最坏最坏的估计---她和毛泽东都不在世了，孩子会怎样的凄苦，她提到孩子的叔父“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果然，开慧牺牲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由舅母李崇德护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机关，送进大同幼稚园后，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热情地呵护他们，常去看望孩子。

　　1930年11月14日，开慧被捕的第二十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找到开慧僵硬的尸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后来立了一块石刻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