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是知名中国通，现在有着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
中国自身的政治传统值得审视。今天，就像一个多世纪以前那样，中国需要公开讨论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让中国人的才华和经验得到发挥。中国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实现政治放松，实现康梁在1898年提出的广开“言路”，以及对这个国家的重大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讨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面临制度化的巨大挑战。拿反腐来说，每个国家都有腐败，但长久整治腐败唯有依靠开放制度，首先你得有诚实的警察，诚实的法官，开放的媒体。与危机年代相比，和平繁荣时期当然更适合改革。清末的改革遭遇巨大危机，包括军事溃败，民众对统治精英彻底丧失信心。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这样。
环球时报：今天“中国梦”的历史语境显然与一个世纪前大相径庭。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地缘环境？
柯伟林：从越战结束到今天，东亚地区拥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从战略角度看，这是中国面临的极好时刻。今天的中国没有敌人，没有任何国家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俄罗斯不是，日本不是，越南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没有外部威胁。过去三十年里，这种和平与安定始终是中国繁荣的基石。任何威胁到和平的东西都会威胁中国繁荣。中国出色、积极地利用了这一和平环境。这对中国而言是重大利好消息。
有人说今天的东亚就像一战以前的欧洲。这完全是胡说。一场世界大战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有军事部署在先。一战前的欧洲人拥有战争计划，并且那些计划一旦实施就无法逆转。如果你回顾历史，会发现它跟今天东亚的情况差得太远。
缺少诚意的日本，愚蠢到让人难以置信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当下的中美关系？
柯伟林：最让我吃惊的事件之一，就是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美中关系中一个如此重要、如此积极的时刻，而美中关系直到二战时期都不是关注焦点，对于彼此也并非至关重要。二战时期我们结为同盟，但很遗憾，很快我们就成为敌人。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中关系就成了对彼此最重要的关系。这其中存在历史的偶然。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没有建立在可靠情报的基础之上。
